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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灾之后，为何谣言盛行？

每逢遇到大灾大难，社交网络上都会上演一出传谣和辟谣的斗争大戏。一些谣言很快被扼杀在摇篮里，另一些谣言则逐渐发酵升温，其影响力渗透到现实生活，例如2011年日本海啸引发核电站事故，中国大陆流传的碘盐防辐射谣言，使得超市的盐被抢购一空。

从来源上分析，一些谣言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炮制出来的，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另一些情况下，造谣者可能是出于恶作剧的心态，或是想吸引眼球；还有一些谣言的始作俑者并非有意为之，甚至可能是意外中枪。例如，天津爆炸事件刚发生没多久，微博上曾流传送血车辆已经从天津南站出发前往医院，呼吁沿线车辆让路；后来证明这其实是天津交警8月5日发布的一则旧公告，当时是为了救助罕见血型的小女孩，被张冠李戴到了这次的爆炸事件上。

不过，在谣言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起点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费尽心机编织的谣言未必能广泛传播，无心的错误理解却可能以讹传讹，产生重大影响。起决定作用的，是谣言的传播阶段。关键问题是，人们传谣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或者，什么样的谣言更容易被传播？

从文化进化的视角来看，谣言可以被视为一种模因（meme）；这是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的概念，类比于基因，指文化信息传播的基本单位。基因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筛选；同样地，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模因也在不断被筛选，“不适应”的逐渐销声匿迹，“适应”的则发扬光大。

对于谣言来说，“适应”与否的标准就是，它们能否迎合我们某些基本的心理需求。根据谣言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传谣者最常见的动机是寻求控制感。我们都希望能掌控周围的环境，而掌控环境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信息。面临着不确定的环境，或者无法理解的状况，我们就可能抓住谣言这根救命稻草，相信并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以此来获得一种控制的幻觉。

与控制感相关的谣言有两种，一种是“一厢情愿”式谣言，即谣传出现了某种大家所期盼的积极状况；另一种则是“耸人听闻”式谣言，这类谣言诉诸恐惧，夸大或捏造出负面的状况。

也许是由于人类天性对于负面信息更加敏感，“耸人听闻”式谣言更加容易传播；在天津爆炸事件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有传言说污染物已扩散到北京，呼吁大家购买防毒面罩，其实北京位于天津风向相反的方位。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对于控制感的需求如此之强，以至于比起悬而未决的不确定性，我们宁愿选择“确定”的负面结果。

除了获取控制感，人们传谣的另一个常见原因是，谣言支持了我们的某些固有信念。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表明，人们普遍具有确证偏见（confirmation bias），即忽略与我们的信念不一致的信息，选择性地接受一致的信息。同样地，对于符合先入之见的谣言，我们也更倾向于暂时放下求真的标准，相信并传播之。这种偏见的背后，是一种自我服务的动机：固有的信念得到支持，这证明了我们的一贯正确，让我们的自我感觉更加良好。

最能体现这种动机的，是所谓的“分裂”式谣言。这类谣言针对某个特定的群体或组织，传播与事实不符的负面信息。例如，在二战期间，因为美国和日本的敌对关系，美籍日本裔公民备受歧视，经常成为“分裂”式谣言的目标，如传言他们将在日本进攻美国本土时扮演内应。在某些国家，如果政府的公信力较低，也会成为这类攻击性谣言的目标。“分裂”式谣言迎合了我们对于目标群体的既有成见，因此很容易找到市场。

上面分析的传谣动机以及常见的谣言类别，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普遍存在的。灾难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会放大谣言背后的心理需求。

首先，灾难发生之后，相关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匮乏，这种高度的不确定性会严重威胁到我们的控制感，使得我们对于任何可能有关的信息都分外渴求。其次，灾难也对我们的个人安危构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让我们感到焦虑，这使得我们更加倾向于传播负面的谣言，而这些消息反过来又验证了我们的焦虑情绪。此外，根据恐惧管理（terror management）方面的研究，死亡焦虑还会让我们更加固守成见。这些机制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就是在灾难的背景下，我们对于谣言格外缺乏抵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