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战犯的子孙”帝国青年军后代的难题

“你就是你”

我祖父出狱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当时我两岁。我们住在慕尼黑的史瓦宾区，是一栋建于十八世纪的漂亮屋子，屋子上爬满长春藤和野葡萄藤。

歪斜的走道，碎裂的石板，入口的门卡住了。那是通往外头铺石道路的深绿色大门，屋子后面是玫瑰花丛构成的迷宫，还有喷泉、爱神的裸体雕像，但他手里只剩下弓，箭早已消失无踪。

我不记得祖父被释放的事。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别人的述说，来自照片和影片。我父亲和他的兄弟驾一部黑色的汽车去监狱接他，媒体为了这一天已特别在监狱门前搭建看台。我父亲穿着一套合身的深色西装，年轻的姿态显得有些局促。

我祖父很瘦。再来是摄自慕尼黑我们家院子里的画面：《明星周刊》发行人亨利．南恩坐在他旁边，坐在院子里一张旧铁椅上，进行头几次长篇访谈，我们一家人则远远地站在后面的一棵栗子树下。

我祖父说得很慢，带着奇怪的口音：威玛一带的口音。如果去听那个时代的访谈，不禁会皱起眉头，因为大多都有着口音—希特勒御用的建筑师施佩尔就是操着一口巴登邦方言。当时大家都说我祖父“出口成章”，但那根本是胡扯：记者的问题是事先讲好的，他已经把答案练熟了。然而，我祖父说的话没有一句是我能够理解的。

我四岁时，我们搬到斯图加特附近，住进我母亲的娘家。不久之后，我祖父也搬了过来。我们住在大园子里，那是我外曾祖父在一次大战之前建造的：一棵棵高大的老树、一栋有列柱和露天台阶的屋子、几座池塘、一块苗圃。父亲和我一起钓鱼，也带我打猎。

那是个自成天地的世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对于祖父的种种，我依旧模糊不清。他搜集了很多手杖，有些手杖里嵌着烧酒酒瓶或是时钟，其中一支手杖还藏了一把钝头剑，另一支看起来像是童话故事里小矮人穆克的魔法手杖。

每天我们会散步到园子外的小书报摊。他必须慢慢地走。在监狱里，他的一只眼睛因为视网膜剥离，几乎瞎了。有时候在街道上会有人跟他攀谈，但我不喜欢那样。

我们每天都玩九子棋，每次他都用同样的招数赢我。后来我想了很久，直到我明白他是怎么赢的。但在那之后，他就不再跟我玩了，当时我大概五、六岁。在我们家，大人不太跟小孩子说话。那样也好，我们不受打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然而某种东西始终缠绕着我，某种我无法解释的东西。我跟当地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成长，跟他们几乎没有接触。那些事物对我始终很陌生，而我从来无法感到自在。我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这种感觉，也许这种事小孩子从来就说不出口。

在家里，没有人会说“监狱”，提到时就只用地名“施潘道”来称呼。可是有一次，我听见一个访客说我祖父被关了很久。那令我很兴奋，因为我读过一本关于海盗德雷克爵士的书。

我很佩服德雷克的冒险故事，他常常被囚禁。我问过母亲，祖父究竟做了些什么。我不记得她说了什么，只记得她给了我很长的解释，都是我不懂的字眼，也还记得她的声音跟平常很不一样。想必很糟吧，我心想，也许是个诅咒，就像在童话故事里一样。

突然，他就这么走了，没有跟我道别。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得知他想独自生活。他搬到摩泽尔河畔一间小型膳宿公寓。在牢房里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大概很难面对一切。

在他死前不久，我还在那里再见过他一次。那一天我直望着那条河流和山坡上的葡萄园，还有那儿的一头驴子，它不停地龇牙咧嘴。我祖父是个戴着眼罩、一个我不认识的老人。我想不起来那一天他到底有没有跟我说话。

他嘱咐在他的墓碑上写着：“我是你们当中一员。”很可怕的一句话。

十岁时，我进了一间由耶稣会教士所创办的寄宿学校。当然我年纪还太小，但也勉强能够适应，因为我们的年纪全都太小。我们拿到邮局存折，里面存着我们的零用钱，一个月四马克。

每个月的头一个星期一，神父把存折交给我们，我们就去邮局领钱。每一次都大排长龙，那个邮局职员还是用手写的方式登记金额。第三次还是第四次的时候，他打个手势叫我到前面去。

他说他认识我祖父，说话时眼睛闪闪发亮。他说从今以后我可以不必排队，直接去找他。我跑开了。那天下午，一位神父试着向我解释什么是纳粹主义，我祖父做了什么，还有他为什么坐牢。事情还是令人迷惑，听起来像《魔戒》作者托尔金笔下的故事，充满奇异的生物。

十二岁时，我头一次明白他是谁。在历史课本里有一张他的相片：“帝国青年军领袖巴度尔．冯．席拉赫”。那几个字仍历历在目：我的姓氏果真出现在教科书里。

在另一页上有一张克劳斯．冯．史陶芬堡的照片，下面写着：“反抗运动斗士”。“斗士”听起来好听得多。在我旁边就坐着一个史陶芬堡家族的小孩，跟我一样是孙子辈，我们直到如今都还是朋友。当时他知道的也不比我多。

又过了一段时间，课堂上才讲到纳粹主义。当时我们那一届也有一个男孩出身施佩尔家族，另一个来自里宾特洛普家族，还有一个出身吕尼克家族。战犯和反抗者的后代，全都坐在同一间教室里。我第一次深深爱上的女孩是维茨勒本7家族的人。彷彿历史是一回事，我的人生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后来在家里，我会跟每个家人谈论那个时代。没有秘密—有这样一个姓氏的唯一好处或许是什么事都隐瞒不了。我们不断地讨论，一个叔叔后来写了一本谈我祖父的书。

我始终不明白祖父何以成为那样的人。他哥哥卡尔在罗斯莱本就读寄宿学校时自杀，死时十八岁。据说他承受不了德皇退位一事，但他死时，桌上摊放着一本佛祖语录。

他姊姊罗莎琳德后来成了歌剧女高音。他父亲是“威玛剧院”的总监，他母亲是美国人。我有一张她的相片，一个美丽的女子，颈子修长。她的祖先搭乘“五月花号”移民美国，一位是“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另一个还曾任宾州州长。

席拉赫家族里出过法官、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出版家，大多数在政府任职，四百年来这个家族的人都写书。我祖父在这个富裕市民阶层的世界里长大，一个备受呵护的柔弱孩子。

在幼年的相片上他看起来像个女孩，五岁以前他只会说英语。认识希特勒时他十七岁，十八岁时他加入了纳粹党。一个会在晨间慕尼黑“英国花园”骑马兜风的大学生何以倾心于空洞刺耳的词藻？那些粗暴之徒、剃光的粗壮后颈和地下室的啤酒屋为何会吸引他？

他喜欢在文章里提起歌德，请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当自己儿子的教父，为何他没有在纳粹焚书之际就明白自己跟野蛮人站在同一边？因为他野心太大？个性太不稳定？太年轻？而这又到底有何重要？据说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怎么了？”一个好问题，可是没有答案。

后来我上大学时，读遍了有关“纽伦堡大审”的文献，试图理解那个时代的运作机制。然而，当事情涉及自己的祖父，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他去“维也纳歌剧院”，坐在包厢里，俨然是所谓的“文化人”，同时他却下令封锁火车总站，好把犹太人运走。一九四三年，他在波森听过希姆勒关于杀死犹太人的秘密谈话，他绝对知道他们遭到杀害。

别人向我提起他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以你想得到的各种方式：坦率、无礼、愤怒、钦佩、同情、激动。有人威胁要杀我，更糟的也有，糟到令人难以承受。然而，当我想起维也纳，这一切都变得无所谓，变得无足轻重。

如今，在我的新书《谁无罪》访谈中，我又被问起他的事。对方想知道如果不是冠着这个姓氏，我的人生是否会有所不同？我是否会选择不同的职业？我是否是为了他的缘故而探讨罪责？这类的问题想来无可避免。

那些记者维持着礼貌，但也觉得我的态度有点奇怪：如果采访过于偏重在我祖父身上，我一概拒绝受访。他们觉得我在回避，事实也是如此。我无法回答那些问题，因为我不认得他，也无法问他，而且我不了解他。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这是我头一次写他，也将是最后一次。

在法庭上，罪行受到调查，法官审查是否确实为被告所犯，然后裁量他的罪责。大多数被判刑的人跟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一时失足，脱离了正常的社会，以为自己的人生走投无路。一个人会成为犯案者还是被害人，往往只是出于巧合。情杀跟自杀有时只是一线之隔。

我祖父所做的事却完全不同。他的罪行有组织、有计划，冷血而且精确。那些罪行是在书桌上计划出来的，有相关的备忘录和商谈纪录，而他一再做出了抉择。当时他说，把犹太人从维也纳运走是他对欧洲文化的贡献。

在他说过这种话之后，任何更进一步的问题、心理分析都是多余。有时候，一个人的罪过太大，以致其余的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当然，当时的政府本身就是个犯罪政府，然而这无法替像他这样的人脱罪，因为这个政府是他们创造出来的。

我祖父并非撕破了文明的薄薄外衣，他的抉择并非出于厄运、出于巧合、出于大意。如今在刑事诉讼中，我们会问：被告是否自觉到他所做的事？是否还能理解他所做的事？是否还能够分辨对错？在我祖父身上，这些问题都很快就有了答案。

他的罪过特别沉重：他来自一个几百年来都肩负着责任的家族，有幸福的童年，受过良好的教育，世界为他敞开，他大可选择另一种人生。他并非无辜地犯下罪过。到最后，一个人的生活背景也决定了他罪过的深浅。

我祖父的罪过是我祖父的罪过。联邦法院说：罪责止于一身。没有株连家族这回事，罪过也不能被继承，每个人都有权拥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在《谁无罪》里，我写的不是他，也不是他那一代的人。

关于他们，除了那些已经被说过几千遍、探究过几千遍的事情之外，我一无所知。我对当今的世界更感兴趣。我写的是战后的司法界，是做出无情判决的联邦德国法院，写的是那些法官，他们对纳粹凶手所犯的每一桩谋杀只判处五分钟的徒刑。

这本书写的是我们的政府所犯的罪行，写的是复仇、罪责，还有那些我们如今仍旧不足之处。我们自认为很安全，但事情正好相反：我们可能会再度失去自由，从而失去一切。如今这是我们的人生，也是我们的责任。

在《谁无罪》的末尾，那个纳粹的孙女问年轻的辩护律师：“我也是那样吗？”他说：“你就是你。”对于涉及我祖父的那些问题，这是我唯一的回答。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到这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