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异闻录：突然消失的人
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一对新婚夫妇，日本武术大师Ichiro期待的只有好事。
东京红灯区
他与妻子Tomoko住在东京之外的繁华城市Saitima中的樱花之间，这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是名为Tim的男孩。他们有房子并且贷款开了一家饺子店。
但市场不景气，突然之间Ichiro和Tomoko就深陷债务之中。于是他们做了许多处于同样状况下的日本人会做的事情：他们卖掉了房子，并一家人集体消失了。
Tchiro表示：“人们都是懦夫，他们在认输的那天，都想消失并且重新出现在没有人认识他们的地方。我从没想过逃跑就是终点，毕竟消失是你永远无法拒绝的事情。逃离是通向死亡的最快通道。”
《纽约邮报》报道称，在日本特有的许多奇特文化中，最不出彩的可能要数“蒸发的人们”。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据估计每年会有十万日本人消失。他们是自己消失的构建者，以便远离大大小小的侮辱：离婚、债务、失业以及考试失利。
《消失：在故事和图片里蒸发的日本人》是最先对这种现象进行深度报道的文章。法国记者Léna Mauger在2008年了解到这件事之后，花了五年时间来报道一个她及收藏家Stéphane Remael 无法相信的故事。
Sanya这个地方不存在于任何地图。按照严格意义而言，它甚至根本不存在。这是东京内的一个贫民窟，它的名字已经被日本政府擦掉了。人间蒸发的人就住在这里狭窄而又肮脏的酒店房间内，没有网络和独立卫生间。在大部分酒店里，晚上六点钟过后人们不许交谈。
在这里，Mauger见到了Norihiro。今年50岁的他于十年前消失，他一直在搞婚外情，但真正搞垮他的还是失去工程师工作。
羞于向家人提起的他，原本还想维持一下脸面：每天工作日的时候他会起很早，穿上西装打着领带，拎着公文包并与妻子吻别。接着他会开车到原本的公司楼下，一整天都坐在车里，不吃饭也不叫任何人。
日本自杀率最高的东寻坊悬崖
Norihiro装了一周，害怕被发现真实境况的恐惧实在令他难以承受。他说：“当时我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等了十九个小时(算上了之前与老板和同事外出喝酒的时间)。我会四处晃荡，当我最后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的妻子和儿子已经起了疑心。我很有罪恶感，我再也没有薪水拿给他们了。”
在本应该是发薪水的那一天，Norihiro打扮了一番，坐上了前往Sanya的列车。他一句话没有留，他的家人以为他走到了自杀森林里自杀了。
如今，他采用化名生活着，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并将自己锁了起来。他酗酒并且吸了很多烟，只有用这样受虐狂式的忏悔他才能接着活下去。
Norihiro表示：“虽然我可以拿回自己原本的身份，但我不想让我的家人看到这样的我。看看我，我一事无成，一文不名。如果我明天死了，我也不想让别人认识我。”
Yuichi则是消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名建筑工人。他之前一直在照顾生病的母亲，相关费用让他破产了。他说：“我不想让我的母亲失望，她已经给了我一切，但我却没办法照顾她。”
他将生病的母亲带到了一个便宜的旅馆里，给她租了一间房，并将她留在了这里，自己跑到Sanya人间蒸发。
Yuichi表示：“你在这里的街道上看到的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当我们从社会中逃走的时候，我们就消失了第一次。我们在这里慢性自杀。”
在一些关键时候，日本就会有许多人“人间蒸发”：二战过后以及受经济危机影响的1989和2008年。
有地下经济可以为那些不想被人找到的人服务：那些想要让自己的消失看起来像绑架或者让他们的家看起来被抢劫过，不留下任何能够追踪到他们的书面文件和财务往来。
Shou Haroti
Night-time Movers就是这样的公司，其创始人名为Shou Hatori。在此之前他一直经营着合法搬家业务，直到某天晚上在一家卡拉ok里，某位女子问Hatori是否能安排她和她的家具一起消失。她说她再也没办法忍受其丈夫的债务了。
每次半夜替人搬家，Hatori收费3400美元。他的客户很广：有买东西多到让家里破产的家庭主妇也有丈夫为了女大学生离开他们的女性。
他拒绝提供其服务细节，不过最终他还是退出了这一行业。小时候，Hatori也曾跟着父母一起从京都消失躲债。他认为他之前的工作是一种善举。
Hatori最后上了日本电视节目，成为了这一现象的咨询顾问。20世纪90年代末，《夜间逃离》这本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书曾一度引起轰动。
不论是怎样的耻辱迫使某个日本人消失，都逃不开其家人的影响。这些人也耻于拥有消失的亲戚，因此他们一般不会选择报警。
这些人会向名为支持失踪人士家人(Support of Families of Missing People)的私人组织寻求帮助，该组织会保密所有顾客信息。其地址很难找到，它的总部只是一个放着张桌子的小房间，墙上布满香烟留下的黑点。
该组织有专门的侦探，他们每年要接下三百宗案例，工作内容也很困难：和美国不同，日本没有失踪人口国家数据库，也没有文件和身份证能够给他们提供帮助。警察也不能帮忙查ATM或财务记录，因为这是违法的。
该组织的探长Sakae Furuuchi表示：“大部分调查无疾而终。雇佣侦探的费用也很贵，五百美元一天，一万五千美元一个月，在债务中挣扎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拿出这笔钱来找人。躲避债务和暴力的人会改名字，有时候他们还会易容。也有些人觉得人们不会来找他们。”
Sakae曾找到一名在20岁的时候消失的年轻男人。一次考试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家，他的朋友偶然之下在东京南部碰到了他。Sakae在这条街上晃荡，直到逮住这名学生为止。对方当时还在羞耻地发抖，由于害怕考试失败和让家人失望，他根本就没有去考试。他试过自杀，但他没找到结束生命的方法。
另外一个未解决的案例，则包含一个8岁残疾男孩的年轻母亲。某天她的儿子的表演音乐剧的时候，她消失了，即便此前她曾向男孩承诺她会坐在前排。
她的椅子是空的，她本人再也没有出现过。她的丈夫和孩子焦虑不已；这名女子从未表现出任何不开心、痛苦或者做过她认为是错误的事情。
Sakae还是满怀希望。他说：“她是一位母亲，也许她总有一天会回到爱人身边。”
从很多方面来看，日本有着消失的文化。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发现，日本的自杀率比全球平均值高百分之六十，每天大约有60-90名日本人自杀。自杀这个概念可追溯至几百年前的日本武士，他们会切腹自杀。
日本文化也强调一致性，那些没办法适应社会，遵守其严格文化习俗和对工作持有虔诚态度的人，只好消失去寻找自由。
对于更年轻的日本人而言，则出现了御宅族这种不愿意离开家门的人。名为Matt的年轻男子告诉Mauger说：“逃跑并不一直意味着离开。我们向往爱和自由，有时候我们确实有一点：一件衣服、一首歌和一支舞。在日本，这就已经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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