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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选择，更大的快乐？无法选择时又会发生什么事？

选择的要义

两个多世纪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观察到，当每个人都拥有选择自由，社会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就会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市场中，企业家将竭尽所能地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和渴望，生产者和供应商会更弹性应变、不受限制，确切地提供消费者所期望的商品和服务。

“选择”不但有工具价值，还反映了更重要的表达价值。我们透过选择来告诉世界“我是谁、我在乎什么”，即使是比较表面的层次，例如穿衣风格，也都是有意地表达自己的品味，传达特定讯息，像是“我是个严肃的人”、“我是个理性的人”、“我很有钱”，甚或“我爱怎么穿就怎么穿，才不管别人的眼光”。要表达自我，就要有足够多的选择。

生活各方面的选择都是如此，我们吃的食物、开的车、住的房子、听的音乐、读的书、喜欢的兴趣、捐助的慈善机构、参加的示威活动……每一个选择不论它们重要与否，都具有表达功能。而且有些选择可能只有表达功能，以投票为例，许多选民都明白，一张选票从来就不具有实质意义，不太可能影响结果（除了 2000 年的美国大选），所以其实不值得大老远跑去投票。但他们还是会去，为什么?也许至少有部分是因为，投票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这些选民认真看待自己的公民身份，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而不认为政治自由是天上掉下来的、可以轻忽。

投票可以表达自己的立场。图/envato

有个例子可以清楚看出投票的表达功能：两位美国政治学家在选举当天还在欧洲，他们明知彼此支持不同的候选人，所以两张选票会互相抵销，却还是一起开了三小时的车去投递邮寄选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证明了我们的自主性和自决意识。自柏拉图以来，几乎所有探讨社会、道德、政治议题的西方哲学家或思想家，都高度重视这样的自主性。每当选择增加，就表示我们又有机会宣告自主权，展现自己的个性。

不过，只有当我们能够自由选择，选择才具有表达功能。举例来说，想想婚姻誓词，“不论顺境或逆境，富贵或贫困……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但如果你没有权力解除婚姻关系，那么这段誓言反映的并非你的个人意愿，而是社会约束和规范。就算离婚合法，但是却受到社会和宗教强力谴责，导致离婚者受人唾弃，那么你的婚姻誓词主要也是反映社会而不是你这个人。只有当你所在的社会对离婚抱持开放、包容态度， 你对婚姻的承诺才是真正反映你个人的价值观和品格。

自主权的价值已深植在我们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中，它赋予我们权利，让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负起道德（和法律）责任，它是我们得以赞扬个人成就和指责个人缺失的前提。如果不再尊重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意志，我们整个社会都将面临价值观和制度的混乱，变得面目全非。

学习无助

我们不仅在政治、道德和社会层面仰赖自主权的概念，现在还知道心理健康也深受自主权影响。1960 年代，心理学家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带领的一项实验，让三组经历过不同情境的动物学习跳跃栅栏，以避开轻微电击。A 组动物先前没有类似经验，B 组动物已经在其他情境学会如何躲避电击，C 组动物先前也经历过类似情境，但无论做出任何反应都无法逃开电击。结果正如塞利格曼等人所预期，B 组学得比 A 组更快，它们把其他情境的学习效应转移到目前的实验情境。值得关注的是，C 组完全学不会，甚至根本就放弃尝试，只是默默地接受电击，直到研究人员不忍心而结束实验。

塞利格曼等人认为，C 组动物已经从“无法逃避电击”的经验中学到：不管怎么做都无法改变现况，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它们跟 B 组一样，将先前的学习经验应用在跳栅栏的实验情境，只不过它们学到的是无助，即“习得无助”（learned helplessness）。

习得无助会让人失去尝试动机，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能够掌控新情境，此外还会降低免疫功能，导致生病机率增加，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罹患严重忧郁症。图/envato

塞利格曼提出的“习得无助”在各个心理学领域激起涟漪，数百项研究皆证实了，我们会从经验中学到自己无法控制局面。而一旦学到这点，后果将不堪设想。习得无助会让人失去尝试动机，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能够掌控新情境，此外还会降低免疫功能，导致生病机率增加，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罹患严重忧郁症。因此可以说，有能力掌控所处环境，并且意识到自己拥有这样的能力，是维持基本身心健康的大前提。

现在来想想“无助感”和“选择”的关系。在某个情境下有所选择，就表示能够掌控整个局面，那么就不会感到无助。只有在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无助感。因此，“选择”除了能带来工具效益（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和表达效益（展现自我），还有重大的心理效益（让人能够积极、有效地投入生活）。

选择是越多越好吗?

乍看之下，这似乎意味着选择的机会越多越好，而既然美国社会已经做到这点，想必美国人应该很少产生无助感。然而，民意调查专家哈里斯（Louis Harris）在 1966 年和 1986 年各做了一项调查，询问受访者是否同意一系列陈述，像是“我觉得自己跟世界格格不入”或“我的想法已经不再重要”。在 1966 年，只有 9% 受访者觉得自己跟世界格格不入，36% 的人认为自己的想法不重要，而到了 1986 年，这两项数据分别增加到 37% 和 60%。

看来选择变多并没有让人感觉更好，这样的矛盾现象有两种可能解释。第一：由于人在选择和控制方面的体验更加广泛且深入，对选择和控制的期待也会跟着提高。随着自主权的枷锁一个个被打破，剩下的障碍却更加令人不安，就像赛道上的赛狗跑得再快，也追不上前面的机械兔，人不论实际上拥有多大的自主权，永远也满足不了对控制的渴望和期待。

第二：更多选择不代表拥有更多掌控权。选择无止尽地变多，非但没有给予人更多的掌控感，反而让人无所适从。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无法做出明智的选择，那就算选择再多也不是好事。如第2章提过的调查，询问人们万一罹癌，是否希望自主决定疗法：大部分的人都回答“是”，但是真正得了癌症的患者却回答“否”。真实情况时常不如我们所想象的有吸引力，而在攸关生死的事上，做选择造成了沉重的压力。

因此，选择的确带来不少好处，但科学家和一般民众都错误地认为，既然拥有“一些”选择是好事，想必选择越多就越好。然而“选择过多”效应告诉我们，更多选择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幸福快乐。

更多选择并没有让生活变得更幸福快乐。图/giphy

是否存在一个刚刚好的选择数量，使我们能够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获得好处?出乎意料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曾有研究者做了一项实验，在桌上摆了各种款式的笔，每支售价皆为一美元，兜售对象为学生。在研究者的操弄下，桌上有时只有几种选择，有时多达 20 种。最后发现，当人们面对 8 至 10 种选择时，购买频率最高。因为选择太少就挑不到喜欢的笔，而选择太多又会不知所措而无法抉择。那么，我们是否能据此结果推估，在任何需要做决定的事情上，选项的理想数量落在 10 左右?绝非如此。这视领域而定，有的选择越多越好，而有的则不要太多。也有在同一个领域，有些人希望选择多一点，也有些人希望选择少一点。而且证据表明，当人们确切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选择再多也不成问题，因为如果有大量选择，就更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选择有限，通常就比较难满足自己的需求。

要享有选择的好处，又不被选择淹没，就必须学会取舍，把精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决定上，就算可能因此而错过其他机会。决定何时该做选择，何时该放弃选择的机会，或许正是我们需要做的最重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