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制定重大政策和保育投资决策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反映了遗留的社会与政治不平等问题。Melissa Chapman 和同事在一篇《政策论坛》中重点介绍了这个问题以及它对全球保护政策和规划的影响。全球生物多样性数据储库(如“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设施”,或 GBIF;这是一个综合了全球数十亿个物种观测结果的数据存储库)的迅速崛起给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生物多样性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了解。这些数据不仅对生态学家很重要,而且对寻求制定和实施多边保护承诺、全球投资和生物多样性补偿市场的政府和企业也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对自然和人类具有涉及面广泛的影响。然而,据 Chapman 等人披露,生物多样性数据生成系统颇为复杂、品质参差不齐,而且最终由人类操作,其所捕捉到的是人类的跨时空过程模式。作者在此展示了 GBIF 数据中所观测到的生物多样性如何无法反映生物多样性的纬向梯度,相反,它们却能描绘城市、道路等社会基础设施以及生物多样性监测技术的兴起。此外,它们还揭示了武装冲突的特征、种族主义和/或殖民主义政策的遗留影响、经济不平等以及各种规模的政治制度改变。Chapman 等人讨论了数据差异对全球和各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的潜在影响以及减轻其负面影响的方法。作者指出,了解生物多样性数据的历史对于确保基于这些数据系统所制定的政策和实践不会复制和加剧不平等至关重要。Chapman 等人写道:“如果不直接解决和纠正数据中的社会和政治差异,保育界可能会陷入与其他领域相同的陷阱:在未来的决策中通过数据来强化过去和现在所存在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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