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世界遗忘的进化论创立者：阿尔弗雷德・华莱士

这是科学史上众所周知的一段佳话。话说1836年达尔文环球考察归来后，萌生了进化的思想;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一直在忙于思考和收集资料;那本划时代的巨著《物种的起源》，也才写到一半。一天，一位年轻人寄来一封信。随信附着一篇论文。这位年轻人在论文表述了与他相近的物种进化的思想，请达尔文审稿，并帮忙发表。看到自己准备了20年的理论，竟被人抢在了前头，达尔文既震惊又痛苦。但他抑制住了私心，立即将其转给了自己科学界的一位朋友，并建议发表，而宁愿压下自己的成果，让他独享殊荣。只是在朋友们的再三劝说之下，达尔文最后才同意让自己的手稿和年轻人的论文一起公开出来。又过了一年，《物种的起源》出版了，达尔文从此获得“进化论之父”的崇高荣誉，而那位与他几乎同时提出进化论的年轻人，却被后人不公正地遗忘了。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就来谈谈这位天才的年轻人。这是一位自学成材的博物学家，虽然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家族里也没什么资财供他搞研究，在科学界更是没有显赫地位的朋友能帮他谋得一官半职，但他却凭借过人的毅力，跻身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之列。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华莱士。

百折不挠的博物学家

1823年，华莱士出生于英国威尔士农村。由于家境窘迫，他14岁就辍学了，此后做过很多工作：土地测量员、建筑工、教师……业余他阅读了大量书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昆虫学家贝特。这位朋友把对昆虫的热爱传染给了他。从此他也迷上了昆虫标本采集。

华莱士所处的19世纪是人们热衷科学冒险和考察的时代，异域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景物，在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好奇又有冒险精神的青年才俊。此前，普鲁士博物学家洪堡游历了拉丁美洲;达尔文搭乘“猎鹰”号做了为期5年的环球科学考察……他们回国后都出版了旅行游记，华莱士是他们的热心读者之一。受这些事迹的激励，华莱士和贝特也决定到南美亚马孙河流域做一次科学考察。

身无分文，没钱怎么办？他们打算靠出售考察期间寄回国的昆虫和其他稀有动物标本来筹得经费。在那个年代，很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都热衷收集各类动植物标本。

1848年，两人搭船前往巴西。他们此行还有个更大的目的：试图回答那个时代的大难题之一――物种是如何起源的？

19世纪的欧洲虽然科学已经昌明，但对很多事物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圣经的训导上。譬如圣经上说，上帝造就了动植物，它们一成不变，亘古如斯。大多数人对此也信以为然。像达尔文一样，此时华莱士对此的信念已经动摇，但又觉得反对的证据还不充足。他希望亲自到大自然中搜集更多的证据。

在此后的4年，华莱士在亚马孙河流域采集了大量动物标本，并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动植物分布和土著人的语言、习俗做了很多笔记。1852年7月，他搭船回国。没想到船在路上着火沉没，搜集的标本全毁于一旦。华莱士和船员乘救生筏在大海里漂泊了10多天，后被一艘过路的商船搭救了上来。而这艘船在余下的航程中，遭遇风暴，也险些沉没。

九死一生的华莱士回到了故土。但他并没有被这些挫折和危险吓倒，回国没几天，他就萌生了另一个想法：到东方去考察。

独立提出物种进化的思想

2年后，他真的把此项计划付诸实行了。此次他前往的目的地是马来群岛。那一地区属于热带，而且岛屿众多，他预计那里的物种会更加丰富。

1854年4月，他乘船抵达新加坡，开始了马来之行。在此后8年，他搭乘船只，穿梭于各个海岛。在岸上的时间，他就像当地人一样生活，住茅草屋，吃着他能交换到的任何食物。有时，他会在一个地方逗留数月，忙于捕捉蝴蝶、甲虫和珍禽异兽，然后制成标本。每到一个港口，就把标本打包，托运回国。期间，他得过疟疾，腿部受过伤，但都没有难倒他。他甚至掌握了足够多的马来语词汇，能跟当地人做买卖。在这次考察中，他行走了近2.2万千米，采集到近12.5万个标本，其中5000多个是当时科学界未知的新物种。

由于这些标本是准备带回国出售的，同一个物种他往往要采集数个标本，这就使得华莱士有机会比较同一物种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比如他注意到，不是每只凤蝶的尾巴都是一样长的;成年天堂鸟个体之间也有大小之别……这种所谓“同一物种的个体差异”是导致达尔文和华莱士产生“自然选择”思想的关键。达尔文最早是在家养物种中发现这一点的，华莱士则是直接从对野生动物的观察中得来这一洞见的。

1855年，华莱士百无聊赖地躺在婆罗洲的一座茅草屋里，等待雨季结束，身边只有一名马来厨师。为了打发时间，他一一回忆起过去在游记里读到或者在博物馆翻阅过的一些动物资料，脑子里不禁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动物只出现在此地而非彼地？譬如，为什么只有美洲有蜂鸟，欧洲就没有？他相信，前人从没有把这些事实跟“物种是如何起源的”这一问题联系起来思考过。

他还记起之前读过的一些地质学著作，里面讲到，相似的物种在时间上是如何前仆后继在同一个地区出现的。这些知识激发了他的灵感，使得他得出物种起源的一个思想，――虽然没用“自然选择”这样的字眼，但跟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思想已经很接近。他写成论文，寄给达尔文。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生物地理学之父”

除了独立地提出进化论思想，华莱士还是“生物地理学”这门科学分支的创始人。

早在亚马孙河流域考察期间，他就注意到，这一地区每一种类的猴子都局限于分布在河流的一侧，不会同时出现于两侧。这引起他很大的好奇：倘说物种是上帝制造，并安排在合适地方的，那为何不让一种猴子同时生活在河流两岸，两边的环境毕竟没有明显的不同啊？

在马来群岛考察期间，他再一次注意到，每一座海岛都有自己独特的物种。他尤其发现：如果沿着婆罗洲和现印尼苏拉威西岛之间的海峡划一条线，一直向南延伸至巴厘岛和龙目岛之间的海峡，那么从动物的分布来看，就截然成了两个世界。在这条线的西面，你可以发现众多典型的亚洲动物，包括灵长类、食肉类(如老虎)等，而在线的东面，则分布着典型的澳洲动物，如有袋类。两个地区自然条件几乎完全相同，却栖居着截然不同的两个动物群落，这岂不怪哉？华莱士认为，这只能用剧烈的地质运动造成的地理隔绝才能解释。

华莱士的这个思想把进化论朝前推进了一步，因为我们知道，在《物种的起源》一书中，达尔文虽然提出了物种进化的思想，但事实上并没有解决物种的起源问题，而华莱士却为物种分化(即起源)找到了一个自然的原因――地理隔绝。

因华莱士的这一贡献，他被后人尊称为“生物地理学之父”。他划的那条线被称为“华莱士线”。这条线还为后来的“板块漂移说”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复杂的“科学”人格

像达尔文一样，华莱士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科学家。他虽是进化论的共同创立者，但他总是谦虚地把荣耀归功于达尔文一人，并把自然选择理论称为“达尔文主义”。

华莱士又是一个思想极为复杂的人。他晚年皈依唯灵论，迷信颅相学和招魂术，断然否认人类意识是进化而来的，而认为人类的进化需要借助超自然的力量。达尔文为此很惋惜，曾写信告诉他：“我希望你还没有完全杀死属于你自己也属于我的孩子。”

但是，当达尔文死后，他又成了自然选择学说的坚定捍卫者。在达尔文死后的数十年，自然选择学说受到非难，更多的生物学家采用其他机制来解释进化，就连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赫胥黎，也放弃了自然选择学说。这个时候，华莱士挺身而出，单枪匹马回应对自然选择学说的种种批评。到20世纪40年代，终于云开雾散，自然选择学说重放光彩，但此时离他去世已经有2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