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鉴定并非绝对正确？垃圾科学可能造成冤案？
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科罗拉多州会议中心
第六十一届美国鉴识科学学会科学年会
司法科学可能失误?垃圾科学害无辜的人被判有罪?
二○○九年二月十九日，美国国家科学院投下了长达三百页的震撼弹。全世界的头条新闻都是宣告绝对正确的鉴识神话破灭。这份后来被称为《 NAS 报告》的《提升美国司法科学：前进之路》（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ath Forward），让聚集在丹佛参加美国鉴识科学学会年会的鉴识社群都深受打击。自从一九六○年代中期的山姆.谢泼德审判以来，无论是法庭或流行文化都一直认为司法科学是万无一失的。
即使出现了错误定罪，也没有削弱这个被广泛认同的信念。二○○九年美国鉴识科学学会的“科学会议”议程就反映出对这件事不存在丝毫怀疑。在该年的五百三十六篇发表文章中，只有一篇是讨论错误定罪，发表人是一名加拿大的辩护律师，而该科学的可靠性则完全没有成为关注议题。
图/unsplash
《 NAS 报告》在一夜之间让会议议程显得无关紧要，仿佛是上个世代 的产物。垃圾科学害得无辜的人被判有罪，这不能再怪是因为“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美国国家科学院解释因 DNA 的平反揭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冤案数量，有些还是死刑案件，并暴露了美国常用的一些鉴定方法的严重局限性”。
即使是在最高法院作成对道伯案的意见之后，穷人科学依然在司法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 NAS 报告》回顾了上个世纪如史诗般的侵权责任之争，它导致了道伯案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尽管彼得.胡伯的《伽利略的复仇》一书讲述像“中了头奖”的人身伤害诉讼，让“现在已众所周知的『垃圾科学』变得普及，并批评司法制度接受不可靠的专家证词来支持侵权主张”，但《 NAS 报告》提到的“垃圾科学辩论”几乎“完全忽略刑事诉讼”。
鉴识体制对于《 NAS 报告》反应如何?
鉴识体制中大部分是善意而不习惯接受批评的公务员，对司法科学界来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批评是对个人的一种极大侮辱。大部分从业人员都是跟随广受尊敬的导师学习这一行，但现在几乎所有鉴识行业公认的智慧都遭到驳斥：“训练应该从学徒式的实务传承转向大学等级的教育，并且要根据科学上的有效原则。”该报告总结道：“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新的、强大而且独立的单位，要切断与过去的连结，且它要有权威和资源实施新的作法，解决委员会发现、在本报告讨论到的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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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鉴识科学学会的议场传出了鉴识专家们抗议的悲鸣。《鉴识科学期刊》发表过大量经同侪审查的文献，在过去六十年间，在美国鉴识科学学会的科学会议上也发表了上万篇经评审的演讲和“学术研讨会”。全国法院都宣布法医从业人员是“专家证人”。
现在来了一些统计学家，就想要说我们没有科学?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问问那些教授，他们最后一次从尸体上采下带血的指纹是什么时候!
前 FBI 实验室分析人员马克斯.胡克回忆道：“每个人都快气疯了。”
医学领域也发生过类似经历?为什么医学界发生改变，鉴识学界却难以动摇?
很少人能断然放弃长期以来的信念，无论反面的事实多么令人信服。这就是人性，司法科学也绝对不是第一个抗拒新事实的科学领域。一九八○年代中期的医学就是这样，历经了漫长而缓慢的转变过程，才从“根据大师怎么说”（依照该领域的领导者传下来的智慧），转向实证的治疗方法（依据精心设计的研究做出医学决定）。
以“万物的隐藏面”为主题的公共广播节目《 Freakonomics 》做了一个〈劣药〉（Bad Medicine）的四集报道，其中便呈现出司法科学社群对《 NAS 报告》的反应，也显示出它和医学界对“考科蓝协作组织”（Cochrane Collaboration）的反应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考科蓝组织所做的事便是对几世纪以来的医学文献进行前所未见的系统性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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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一千五百页、分成两册的报告于八○年代末在该领域造成轰动。如同广播主持人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Dubner）表示：“考科蓝协作组织是第一个将既有医学问题加以真正系统化、汇编和评估其最佳证据的组织。你会认为这应该得到普世的赞扬，但是就和任何行业中根深柢固的智慧（即使是很不智的智慧）一旦受到挑战一样，医学界并没有为此感到振奋。”
考科蓝协作组织的共同创办人伊恩.查尔默斯（Iain Chalmers）爵士描述，当一群局外人告诉医生应该如何治疗病人时得到了什么反应：“我必须说，医学界其实对此有很大的敌意。我记得有一次，我同事要出席英国医学会在当地的一场会议，英国医学会基本上是叫他去说明实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是什么，以及这群统计学家和其他又不是医生的人，到底跑来这个他们不该乱搞的领域胡闹什么。他开车出发前问我：『我应该告诉他们什么呢?』我说：『如果是病人抱怨实证医学的目的，我们应该认真对待这些批评。在那之前，就当这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在寻找出路。』”
实证医学成为规范作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患者（客户）提出了要求，最终会迫使医学界默默地站在数据这一边，而不是继续服从该领域的大师。然而垃圾科学在美国刑事司法体系中的主要客户是检察官，他们大部分都对现状感到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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