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骸骨埋藏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 但人们称勿扰先人！
1608詹姆斯敦教堂(1608 Jamestown Church)遗址出土的四具遗体。考古学家们可以藉由研究这些人骨来确认死者身分。 Photograph by Donald E. Hurlbert
研究数世纪前黑死病死者骨骸得到的资料，对于预防现代流行病是非常宝贵的资讯。 Illustration by Giovanni Boccaccio， Corbis
2015年理查三世的葬礼。考古学家们被允许发掘这位晚期君王的遗体，但有一个条件：一旦完成了研究，这位国王必须重新下葬。 Photograph by Christopger Furlong， Getty Images
据美国国家地理：骸骨埋藏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但考古学家们却面临“勿扰先人”的声浪。
丹·戴维斯(Dan Davis)在看水下机器人于黑海探勘沉船的影片时，船中出现的人骨让他目瞪口呆。
戴维斯是海洋考古学家，专门研究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沉船遗迹，显然他并不习惯直击人类遗体。古代船只大多是露天甲板，因此这些在劫难逃的船员们在船只沉没后就漂走了，而且骨骼在海里很难长久保存。根据戴维斯的说法，1，500艘沉船中只有几艘发现了人类遗骸。
戴维斯开始想像各种可能性，他说：“我们将会做些科学测试和DNA检验，以便了解这些在历史上未见天日却真实存在过的人们。”
后来他把那部影片和他在路德大学的古希腊考古学的学生们分享。
“有些学生们说『哦，你应该让那些骨头留在原处、别打捞。』”戴维斯回忆，“我当时想着，『呃，什么？这些孩子根本没搞清楚重点阿！』”
这次的深海远征并没能带回任何遗骸，但戴维斯更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并对古希腊人如何看待身后事做了些研究。 “在雅典和其他希腊古城中，对死者遗体动手动脚是种罪。”他说。
那有什么要紧？这议题的争论从戴维斯的课堂蔓延到全美甚至全世界，新闻媒体势必会把考古学家挖掘并研究人类遗体和“盗墓”扯上关系。
一名读者在《国家地理》的脸书页面上，一则关于詹姆斯敦出土人体遗骸的文章下方回应：“这些死者是由重要亲友带着情感与庄严的心意埋葬的，有谁凭什么可以把这些先人挖出来展示？”
反对派的论点大都基于宗教信仰或是历史恩怨，但引发愤怒的主因在于，他们认为此举是种亵渎──打扰逝者长眠只为满足无聊的好奇心，这点令人感到不适。
然而专门研究分析人类遗体的“生物考古学家”，通常并不是大家印象中所认知的“冷血”科学家，他们并不会将这些骨骸当作像黏土碎片或石板之类的无生命人工物。
这些研究员非常了解，手上处理的曾经是个活生生的人。他们认为自己不但是个考古学者，更是死者的发言人，让这些隐没在青史中的人物生平重见天日。
然而这项道德辩论仍持续进行：到底一具骨骸要在黄土中待上多久，才算得上史前或历史性？
死者的宗教信仰很重要吗？那些信仰还存在世上吗？
最受热议的是：是否要将博物馆和研究室中的人类遗体，送回原处并重新安葬。
一些生物考古学家们坚决反对让这些遗骸回归黄土。一名中央兰开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考古学家邓肯·谢尔(Duncan Sayer)写道，“破坏遗体将会阻止日后研究，这在法理上等于焚书，是一种任意消灭知识的行为。”
美国原住民谴责这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因为这让祖先的遗体迟迟无法回归故土，尽管美国联邦政府法律站在他们这边。数千亡者骸骨堆积在储藏室里，其中有具婴儿骸骨被发现在盒装谷片中。
生物考古学家们倾向认为，以“追求科学知识”为由来研究遗体的日子，已经要结束了。
印第安纳大学生物考古学家赖瑞·辛默曼(Larry Zimmerman)，长期支持保护并回归美国原住民遗骸，他说：“美国社会让我们了解到，从事科学研究是为了同胞。有时人们的关切必须被放在第一位，即使这对科学界是种牺牲。”
坟墓议题
遗骸就像时空胶囊一样，它们不只保存了人们生前的蛛丝马迹，更保存了其生存时代的种种细节。这些骨头能透露出这些人生前是干什么活的;遗体DNA分析可重现家族族谱甚至人类迁徙模式;光谱研究能揭露先人们都吃些什么，并延伸推断出那个时代的动植物。
这些人骨还可以提供研究疾病，例如14世纪造成20%欧洲人口死亡的黑死病。过去几十年南卡罗来纳大学的生物考古学家莎朗·德威特(Sharon DeWitte)经常拜访伦敦博物馆，调查出土自东士美菲路(East Smithfield Road)乱葬岗、因染上鼠疫不治的患者骨骸。
德威特的研究启发了不少当今流行病学。她说“很多人认为黑死病是无差别致死，跟贫富、性别或健康好坏都没关系。”
但这些遗骸却提供了不同的解释。德威特检视会出现在骨骼和牙齿、代表疾病和营养不良的特征。例如胫骨过量增生会让腿部软组织遭到感染，并扩散到骨骼。
牙齿的排列也能记录幼儿时期的病况。如果一个小孩营养不良或是生病，珐琅质会暂时停止生成;如果小孩存活下来，珐琅质才会再度生长。
德威特认为较不健康的人们比起健康的人，更易因染上黑死病而死亡;长者死亡率比年幼者高。
德威特的研究提示了未来处理流行病的注意事项。她说：“我们应该根据生物和社会因素，来预期可能产生的风险变化。”
尽管学者们对德威特的研究成果赞誉有加，一名历史教授却写了篇文章点名德威特，将她和研究伙伴描写成一群“盗墓科学家”。
德威特认为这观念还存在，部分是因为考古学家不怎么风光的过去。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大多数考古学家都是抱持“谁找到就是谁的”心态的有钱探险家;或是博物馆找来声名狼藉的家伙帮忙搜刮藏品，连遗体都算在内。
考古学更带有种族歧视色彩。 19世纪时，学者们追索美国原住民的遗体，以证明有色人种较劣等的论调。墓园被洗劫一空，战场上尸骨未寒的遗体遭运走;直到1960、70年代，考古学家们才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准则。
德威特说，现在的生物考古学家们努力维持这些道德标准，她也认为自己走上这条路路，是在为导正历史疏失作出贡献。 “历史的记载大多偏袒富人和男人，尤其是在中古世纪时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女人、小孩或是穷人的经历，研究骨骸通常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德鲁伊教的逆袭
英国考古学以及人类骨骸研究专家赛门·梅斯(Simon Mays)分享了一个故事：有人听到约克夏掘骨的传言后，打了通电话给他。 “你们把我的祖先们挖出来了？”他回答没有。 “搞什么？我们还以为可以从你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家族历史的资讯。”
总归一句话，英国民众支持挖掘具有历史意义的人体遗骸。但每个国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都不尽相同。 1990年代，以色列一群极端正统犹太教徒对挖掘和研究遗体的行为发起暴动，他们认为遗体不应该被如此亵渎。如今以色列法律规定，任何在考古过程中发现的犹太人遗体，都必须移交给宗教事务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安葬。
夏威夷原住民相信骸骨是灵界和实在界之间的连结。梅斯说，但南欧人却很少反对挖掘人类遗骸，因为尸体下葬日久到仅剩骨头时，他们便会将骨头从坟中取出并放入纳骨罐中。
因此在评估挖掘人类遗骸的道德问题时，辛默曼表示关键在于“需将资产持有者的考量摆在科学研究之前。”或者是，因为无法询问亡者本人的意愿，因此研究人员有义务去和那些与亡者关系最密切的人商议。
美国将该原则套用到考古挖掘的法律上，尽管细节有所不同，但挖掘人类遗骸的权限仍需取得亡者后代、相关文化团体和其他“意愿单位”的许可，而这些人也有权决定对遗体的处置。
英国也用类似的标准来决定骨骸是否该重新入土为安。 2006年英国德鲁伊教会团体希望将威尔特郡当地博物馆展示的史前遗骸重新下葬时，这项原则便面临不寻常的挑战。
这些拥有4，000年至5，700年历史的骨骸，出土自风车山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迹，该处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德鲁伊教徒认为这些骨骸是他们的祖先，将祖先放在博物馆中是侵犯其信仰。
一名德鲁伊牧师宣称“人类毕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将任何部分隔离放在干净且安静的地方保存，无异于侵犯大自然的神圣：这阻止了大自然的程序。”
但令人惊讶且失望的是，负责归还骨骸的单位认真看待教徒的诉求，并同意暂停一切会损坏遗骸的取样研究，直到双方取得共识为止。
经过四年的审核之后，这项抗议遭到否决。梅斯表示，德鲁伊教会团体“并未比其他英国人存在更多和这些遗体的基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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