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类代谢的巨人──格蒂‧柯里

念过生化很少不知道柯里循环(Cori cycle)的。人体发酵作用产生的乳酸运到肝脏，再经过糖类新生作用产生葡萄糖，然后运回组织，又可以再度氧化产生能量。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在1929年格蒂‧柯里(Gerty Theresa Cori)与她的丈夫卡尔(Carl Ferdinand Cori)已经把这个循环给大致解出来了呢[1]？
格蒂生于1896年的布拉格，她的名字 Gerty 是从一艘奥地利的战舰来的，但常被误会成是小名(笔者按：是否以为是Gertrude？)[2]。她的父亲是化学家，同时也经营甜菜糖的精制工厂，家境不错，所以她十岁以前就可以在家上学，十岁以后就被送到“新娘学校”(Finishing School)去继续受教育。当时的女孩子几乎都是送到“新娘学校”去，在那里她们学习礼仪与其他简单的课程，让她们可以与未来的丈夫讲得上话。也因此，虽然欧洲的大学并不禁止女性报考，但由于新娘学校不教拉丁文、数学、物理与化学这些大学入学考试的考科，所以女性是无法上大学的。
因此，当格蒂的叔叔鼓励她考医学院的时候，跃跃欲试的她立刻遇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她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补修完八年的拉丁文、五年的数学、物理与化学！
有些人可能会就此放弃、有些人可能会花很多年慢慢修。但是对格蒂来说，她在短短的两年把这些都补起来、参加医学院入学考试，也考上了。
到了布拉格大学，她遇到了影响她生命最重要的一个人与一件事：她爱上了生物化学，决定不要当临床医师、要作一辈子的研究;她遇到了她这一生的挚爱以及研究伙伴：卡尔。
害羞内向的卡尔与落落大方的格蒂，在许多方面都互补。他们都喜欢爬山、滑雪，很快的两人就互相认定了。除了一起读书、爬山、滑雪，他们也一起作研究，发表了一篇论文。毕业的那年，他们结婚了。由于格蒂是犹太人，为了要与卡尔结婚，她放弃了自己的宗教，改信天主教。
欧战后的东欧经济状况并不好。由于营养不良，使得格蒂一度罹患干眼症;加上当时欧洲反犹太的气氛高涨，卡尔认为大战迟早会再度爆发。于是。两人决定要到美国去寻找机会。卡尔在1922年到了水牛城的癌症中心，半年后格蒂也到了美国。
虽然癌症中心设备很好，两人的研究也突飞猛进(九年间两人总共发表了五十篇论文、解出了有名的柯里循环)，但在癌症中心研究糖类代谢总觉得与其他人格格不入;加上主任不允许格蒂在卡尔的实验室里面工作，于是他们决定找寻其他的工作机会。
即使不算与卡尔共同发表的论文，光是格蒂自己就发表了十一篇，但当他们开始找工作时，却没有人要给她工作。当时在美国，夫妻同时在实验室里工作的并不少见;但通常妻子是担任丈夫的实验室助理，而且如果丈夫往生了、或者他们离婚了，女方马上就会失业。
格蒂并不想只是当个没有保障的实验室助理。毕竟，以她的聪明才智与工作表现，她并不逊于任何一个男人;甚至，许多男性的教授都不如她。卡尔为了她，拒绝了康乃尔大学、多伦多大学，因为他们不愿意给格蒂一份工作。当他因为同样的理由，拒绝了罗切斯特大学给他的聘书时，校方人士要求另外跟格蒂聊聊。
他们跟她说，她这样影响他的丈夫，对他事业的发展是有害的;他们还说，在美国，没有丈夫与妻子在同一个系工作。当场，格蒂没有说什么，但回去后哭了。
卡尔还是拒绝了罗切斯特大学。终于，在1931年，虽不满意但可接受的机会来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愿意同时提供两夫妻工作：卡尔去当药学系的系主任、格蒂则成为他实验室的研究助理。
虽然听起来跟实验室助理差不了多少、而且薪水只有卡尔的两成，但是这是个正式缺。于是两夫妻就这样搬到圣路易了。
在水牛城时，他们在完整的动物(大鼠)体内研究糖类代谢;到了圣路易，他们决定开始使用组织(青蛙的肌肉)。虽然完整的动物不用担心组织保存的问题，但是代谢的发生太快太复杂，改用组织可以在控制温度与环境的状况下，让实验更容易控制、结果也更容易解释。
现在的我们，很难想像那个年代的人作实验的困难。我们需要化学药品，拿起电话打给厂商即可;他们需要化学药品，要自己纯化、自己制造。为了确定实验没有问题，格蒂严格的训练实验室的每一个成员，确定所有的化学药品都以相同的标准来制造与纯化。两夫妻在实验室里分工合作：格蒂负责规划实验、做实验，一有结果马上跟卡尔讨论;卡尔从实验结果去推论可能的机制。
1936年，他们唯一的儿子汤姆诞生了。格蒂工作到分娩的前一天，三天后她又回来上班了。两夫妻在那一年发现了肝糖分解的重要产物：葡萄糖 1-磷酸(glucose 1-phosphate， G 1-P)，也被称为柯里酯(Cori ester)。没多久，磷酸化酶(phosphorylase)-- 肝糖分解的重要酵素 – 也被他们发现了。在1939年多伦多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卡尔第一次当众展示大分子(肝糖)可以在试管里合成。在过去，大家都认为大分子只有在生物体内才能合成呢！
虽然有这么多的重要发现，但真正让格蒂拿到正式的教职的关键，却不是她的研究，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因为美国国内缺少劳动力，女性在职场的地位变得不可或缺;于是她终于在1944年终于得到的正式的教职。
两夫妻在1947年获颁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在得悉得奖的两个多月前，格蒂发现自己得了不治之症：骨髓纤维化(myelofibrosis)。她的骨髓不再为她造血，而是被纤维组织所取代。医生告诉她，接下来都得靠着输血过活。

Drs. Carl and Gerty Cori in their laboratory at the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t. Louis， Missouri， 1947.

靠着输血，格蒂又多活了十年;她一直工作到最后一个月。在她离世以后三年，卡尔再婚了。失去了格蒂以后，卡尔还是继续进行研究，但少了格蒂 – 柯里实验室的灵魂人物 -- 卡尔的论文发表数量也大不如前了。虽然两夫妻唯一的儿子拒绝传承衣钵(汤姆后来成为制药公司Sigma-Aldrich的总裁，于2000年退休)，但是从他们实验室出了八个诺贝尔奖得主：他们夫妇、孔伯格(Arthur Kornberg，1959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萨瑟兰(Earl W. Sutherland，1971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克雷布斯(Edwin G. Krebs，1992诺贝尔生理医学奖)[5]、奥乔亚(Severo Ochoa，1959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德·迪夫(Christian R. de Duve，1974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与莱洛伊尔(Luis F. Leloir，1970诺贝尔化学奖)，也可说是后继有人了。而柯里由于自己的处境，也不吝于协助实验室里的女性工作人员：同仁家里发生紧急状况，她会偷偷塞钱给她们;同仁的褓母临时缺席，她也会把自己的管家出借。虽然她在实验室里是个严格的老板，但同仁更记得她的，除了这些慷慨大度的行为之外，还有她那令人折服的博学：除了专业的论文一出版就马上看完以外，她一周还要读五到七本书，周末还参加许多户外与艺文活动。她的同仁与朋友都认为，她是极为少见的顶尖学者！